基于牧户行为的草地管理模式——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覃照素1,2, 黄远林2, 李祥妹3,4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275
2.钦州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广西 钦州 535099
3.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4.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李祥妹(1973-),女,河南泌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欠发达地区资源管理。E-mail:xmeili@njau.edu.cn

第一作者:覃照素(1972-),女,广西融安人,副教授,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生态脆弱性与全球变化。E-mail:qinzhaosu@126.com

摘要

本研究利用产量和利润最大化理论,基于随机抽样调查构建多元选择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牧户放牧决策差异及导致牧户过度放牧的内在机制,分析牧民家庭收入、畜牧业科技推广、草地管理投入、牧户兼业行为和风险意识等变量对牧户放牧决策的影响,模拟不同政策组合下过度放牧牧户降低牲畜存栏量的意愿。研究表明,1)牧户生产决策受畜产品价格影响大,然而,不同质量畜产品价格差异小,导致牧民忽略畜产品品质而过度追求存栏量,引致草地禁牧政策失效;2)牦牛饲养比重对牧户减少牲畜存量的边际倾向值最大,比重每增加1单位,牧户意愿降低牲畜存栏量5.684单位,由于牦牛饲养草地需求较多,对是否降低存栏量敏感;3)大部分牧户倾向于选择经济效益,寻找兼顾生态与经济,能够有效提高牧户参与的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是未来西藏牧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策略的核心。

关键词: 牧户行为选择; 过度放牧; 草地管理; 脆弱生态区; 西藏高原
中图分类号:S8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629(2016)2-0313-09 doi: 10.11829/j.issn.1001-0629.2015-0343
Grassland management of herdsmen’s decision-making——A case of Tibetan Plateau
Qin Zhao-su1,2, Huang Yuan-lin2, Li Xiang-mei3,4
1.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Planning,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Qinzhou University, Qinzhou 535099, China
3.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4.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Xiang-mei E-mail: xmeili@njau.edu.cn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various types of herbsman’s decision-making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leading to overgraze employing yield and profit maximization theory. A random sample survey was used to construct multi-choice model. The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factors including variables of family income, animal husband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inputs of grassland management, industry behavior, and risk awareness on herbsman’s grazing decision-mak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1)Herders’ production deci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livestock price. However, due to the small pric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quality livestock, herders pursued the breeding stock excessively instead of product’s quality, which led to the failure of grassland grazing policy. 2)The proportion of Yak rearing had maximum marginal effects on breeding stock. Herdsmen would reduce 5.684 unit of breeding stock if increased 1 unit rearing proportion. 3)The majority of herders tended to choo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looking for ecological benefits simutaneously. Effective improving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he core of the future participation of herders in pastoral areas of Tibet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 hermen’s decision-making; overgrazing; grassland management; vulnerable ecosystem; Tibetan Plateau

西藏高原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生态地域单元, 被誉为“ 世界第三极” 。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巨大, 是亚洲水塔和生态源[1, 2, 3]。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青藏高原具有明显的环境脆弱性[4]和敏感性[5]特点, 生态安全阈值幅度窄, 环境人口容量低, 使之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异常敏感[6],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极易引起生态系统的破坏, 并导致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出现[7], 其中过度放牧是影响西藏高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全区天然草地面积82.67万km2, 占西藏全省面积的69.1%, 占全国天然草地总面积的1/5左右[8], 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与保护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9, 10, 11]。基于西藏高原资源与环境现状, 探讨牧户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区域草业经济(Economic Function of Grassland)发展方向是促进西藏自治区生态系统优化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基础与前提[12]

牧户行为决策研究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畜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 Cros等[13]以法国为背景, 基于农户行为、牧草生物量增长、补饲以及奶牛产奶量日变化编写SEPATOU程序(法语, 乳品生产轮牧管理决策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the Management of Rotational Grazing in a Dairy Production), 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牧户行为对草地生物量以及畜牧业生产力的影响, 建立了牧户行为与草地植被生长之间的关系模型, 认为基于农户行为的、配合计算机程序的精细管理能有效促进草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此后该管理程序得到很多科学家的验证和补充, PFT(Plant Functional Type)模型研究表明, 农户培训、小组讨论能进一步提升草地管理水平, 实现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效衔接[14, 15, 16]。国内草地管理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和地学领域, 管理学界则主要探讨农户行为和农业生态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 固定的承载力研究在非平衡系统中没有意义, 草畜平衡核算中需要充分意识到家畜存栏量是受牧民生计、市场和生产等因素制约的综合决策[17, 18]; 李青丰和刘天明[19]认为, 草地管理研究要基于一个生产年度内牧草生长量、牲畜需求量、存栏量以及牧民意愿等因素构建时间序列曲线; 此外, 有学者提出, 草地管理者应立足草地自然归属引导牧户合理使用草地[20], 以农户微观认知和行为选择为基础[21]; 另一方面, 不同草地类型、不同利用模式下土壤养分差异明显[22], 同时农户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以及个体收益的有效保障是影响农户生产决策的主要因素[23]; 这些研究为我国草地畜牧业发展尤其是牧户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

上述关于农户生产决策的研究对草地资源管理、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等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 现有研究关于牧户增加牲畜存栏量的经济效果评价尚不清晰, 不同生产目标下牧户增加牲畜存栏的实证研究还少见于文献; 影响牧户放牧决策因素、牧户降低牲畜存栏量的态度、意愿以及可能的政策引导措施效果还不明确。因此, 本研究以西藏高原地区为例,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探讨牧户个体特征、风险意识、畜产品商品率、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畜产品价格、草地条件以及草地产权归属等外在因素对牧户放牧决策尤其是牲畜存栏量的影响, 提出基于牧户行为的降低牲畜存栏量的对策。

1 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
1.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西藏牧户为微观研究对象, 调查范围以《西藏统计年鉴》公布的牧业县为主, 遴选牧业产业产值占家庭纯收入的60%以上的农户为牧户。调查时段为2013年7-9月, 全区共调查7地市15县:拉萨市主要集中在当雄县、林周县以及尼木县, 昌都地区集中在边坝县、洛隆县, 那曲地区为聂荣县、索县、尼玛县, 阿里地区为日土县、革吉县, 日喀则地区为仲巴县和康马县, 山南地区为措美县、隆子县, 林芝地区为工布江达县, 基本覆盖了西藏主要牧业县。另一方面, 为了确保调查牧户生产决策的纯粹性, 在调查县内基本选择纯牧业乡, 同时尽可能保证各个不同植被类型区的代表性。全区共调查各类牧户2 150户, 剔除信息不全等无效样本, 用于分析的调查样本共1 890份, 样本有效率为87.9%(表1)。调查中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 首先选择纯牧业县, 然后基于该县统计报表, 选择牧户家庭收入高、中、低3个类别的乡镇, 在各个乡镇中再选择3个收入层次的行政村, 最终根据不同行政村按照本区域家庭收入水平, 遴选高、中、低收入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表1 调查牧户基本资料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household investigation

本研究中牧户调查样本分布相对均匀, 能有效代表西藏牧户的基本状况。调查发现, 西藏牧业县户主年龄集中在40-60岁, 占样本总量的44.26%, 其中昌都、日喀则、阿里三地市调查牧户年龄较轻, 而那曲地区户主平均年龄最高; 从户主受教育水平看, 调查样本受教育程度都较低, 95%以上调查户主为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小学文化, 这与西藏牧区居民居住分散、距离中心教学点远等相关; 从家庭人员构成看, 平均家庭成员为6.36人, 劳动力比重为49.03%, 劳动力较富裕, 与内地农户相比, 西藏牧户具有家庭人口多、劳动力比重大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

1.2 样本分析方法

1.2.1 牧户生产行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牧业生产区牧户生产行为决策表现为牲畜存栏量的多寡以及牲畜结构(仔畜、母畜等), 受草地产权、畜产品价格、牧民生产期望等影响, 但相互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有效表征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程度, 计量经济分析中一般通过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两边同时取对数, 构建双对数模型(Double-log)来实现线性化。变换后的模型不仅仅参数是线性的, 而且各个变量间的关系也是线性的, 模型中的斜率度量了被解释变量y关于解释变量x的弹性[24]

基于样本调查数据, 以调查牧户牲畜存栏量与最佳草地承载量之比为被解释变量, 以调查牧户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为解释变量构建双对数模型对牧户放牧决策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和对比:

lnyG01lnx12lnx2+nlnxnn+1xn+1n+2xn+2+mxm+u(G=绵羊, 山羊, 牦牛) (1)

式中, yG表示牧户畜牧业发展中实际牲畜存栏量与最佳存栏量之比, 又分为绵羊、山羊和牦牛3个数值, 在实际定量分析中, 根据调查数据将3种牲畜统一转化成绵羊单位; x1, x2, …, xn为影响放牧决策的主要因素, 包括牧户家庭教育文化程度(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家庭收入结构(包括牧业收入比重、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比重等)、人均牲畜养殖规模、人均草地利用投入量、单位畜产品价格、其它生产要素价格(包括调查区仔畜、役畜、草场管护肥料、生产运输车辆)等; xn+1, xn+2, …, xm(j=n+1~m)为牧户风险意识、牧户对单纯增加牲畜存栏量的评价、对过度放牧负面影响的态度及当地畜牧业推广服务(推广程度、推广目标)、政府对草地治理的投入情况等, u为虚拟变量。模型中, β 0表示截距, β nβ m表示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自变量xnxm变动1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yG平均变动的数额。

上述模型中, 系数β 1β m可以根据下述公式计算:

β 1= d(lnyG)d(lnx1)= d(lnyG)dx1d(lnx1)dx1= d(lnyG)dyG×dyGdx11x1= 1yG×dyGdx11x1= x1yG× dyGdx1= dyGyGdx1x1=e(2)

其它各系数按同样方法计算, 这个系数就是牧户生产行为决策(yG, 山羊、绵羊或者牦牛)对不同变量的弹性, 表示某一个自变量每一单位的变化而引起的来自因变量的响应变化, 该系数又称为相关系数, 表征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密切度, 该系数越大, 表明两者之间相互关系越紧密。

1.2.2 牧户降低牲畜存栏量意愿分析 牧户生产决策尤其是降低牲畜存栏量意愿Wij受多种因素xij(自变量)的影响, 如牧户家庭人均牲畜量(折算为绵羊单位)、牧户现有牲畜存栏结构、牧户草地承包模式、不同牲畜的商品率、不同畜种市场价格以及牲畜饲养的劳动力成本等,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着非确定性线性关系, 其中各种自变量为非随机变量, 因此, 在分析中针对牧户减少牲畜存栏量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面板数据模型:

Wij01x1j2x2j3x3j4x4jj (3)

式中, Wij(i=1, 2, 3, 4, 5)表示牧户对降低牲畜存栏量的接受程度, 分别表示牧户降低< 10%(W1j)、10%~20%(W2j)、20%~30%(W3j)、30%~40%(W4j)以及> 40%(W5j)等存栏量, 可接受范围越高说明其降低牲畜存栏量的意愿程度越高; 自变量x1j为各牧户家庭人均拥有牲畜量, x2jx4j代表牧户j牲畜存栏结构, 其中X2j为绵羊存栏比重, 用绵羊存栏量Sheepi与该牧户牲畜总存栏量Livestocki比值表示, x3j为山羊存栏比重, x4j为牦牛存栏比重, 分别用山羊存栏量Goatj和牦牛存栏量Yakj与牧户牲畜总存栏量的比值表示, δ 为在畜产品价格提高时各牧户是否调整牲畜结构的变量(不调整其值取0, 调整取1), 为随机变量, 又称为随机误差(Random Error)或者干扰项(Disturbance), 受西藏当地畜产品价格以及不同种类、不同质量畜产品价格差异影响。

此时, Wij(i=1, 2, 3, 4, 5)可以视为非随机部分(即期望值、均值)β 1x1j2x2j3x3j4x4j以及随机误差δ 的随机叠加, 从而Wij(i=1, 2, 3, 4, 5)亦为随机变量。

若对Wij(i=1, 2, 3, 4, 5)及x1j, x2j, x3j, x4j进行j次独立观测, 则有

wi1=β0+β1x11+β2x21+β3x31+β4x41+δ1wi2=β0+β1x12+β2x22+β3x32+β4x42+δ2wij=β0+β1x1j+β2x2j+β3x3j+β4x4j+δj

采用矩阵符号则有

W= wi1wi2wi3wijX= 1x11x21x31x411x12x22x32x421x13x23x33x431x1jx2jx3jx4j

β = β0β1β2βj=1δ = δ1δ2δ3δj

上式可记为W=β 0+Xβ +δ

上述多元回归模型可以简化为一元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记为L(W, , δ ), 其中W是可观测的随机变量w的随机向量, 故称为观测向量, X是可控变量x1j, x2j, x3j, x4j的取值矩阵, 称为设计矩阵(Design Matrix), β 为参数(Parameter), δ 是客观存在但不能直接观测的随机向量。在多元回归中, 重点分析参数估计(Parameter Estimate)、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以及预测预报(Prediction)。

1.3 数据分析

基于上述模型, 以1 890份样本为分析数据, 采用SPSS 19.0对所选取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探索牧户生产决策影响因素及降低存栏量意愿。

2 样本计量分析
2.1 牧户行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PSS 19.0软件对模型(1)进行估计, 由于模型(1)为多元双对数模型, 因此在分析中, 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拟合程度评价, 即探讨样本观测值聚在样本回归线周围的紧密程度, 常用可决系数(Adjusted R-squared)判断回归模型拟合程度优劣[25], 一般根据以下原理估算:

模型估算中, 总离差=可解释离差+未解释离差,

(Yt- Yˉ)=( Y^t- Yˉ)+(Yt- Y^t)=( Y^t- Yˉ)+et,

两边取平方, 得

∑ (Yt- Yˉ)2=∑ ( Y^t- Yˉ)2+et2+2∑ ( Y^t- Yˉ)(Yt- Y^t)=∑ ( Y^t- Yˉ)2+∑ (Yt- Y^t)2 .

SST=SSR+SSE (离差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方和), 如果各个样本观察点与样本回归直线靠得越紧, SSR在SST中所占比重超越大, 其中回归平方和与离差平方和之间的比值为可决系数:

r2= SSRSST=1- SSESST=1- (Yt-Y^t)2(Yt-Y¯)2.

0≤ r2≤ 1

可决系数越大, 方程拟合度越高。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 常使用经调整的多元可决系数。

R¯2=1- (Y-Y^)2/(n-k)(Y-Y^)2/(n-1)=1- Sy, x2Sy2,

Sy2=(∑ Y2- Y)2n)/(n-1).

式中, n为样本容量, k为模型中相关系数的个数。

根据上述分析, 基于SPSS 19.0软件, 计算方程的可决系数为0.748, 其它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2。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方程总体回归可以接受, 结果可用以解释各个因素对牧户决策行为的影响方向。

表2 牧户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le 2 The regression of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herdsmen’ s behavior

表2数据可以看出, 畜产品价格对牧户决策的影响在0.01的水平上有显著性, 是影响牧户行为的主要因素, 其相关系数为-0.786; 牧户是否进行有效的草地管理以及草地是否承包到户的相关系数为1.92和-0.312, 牧户进行草地管理能有意识地减少牲畜存栏量, 协助促进草地恢复。

2.2 牧户降低牲畜存栏量意愿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 西藏高寒草地合理载畜量为35.12绵羊单位· h m-226, 而实际载畜量为152.55绵羊单位· hm-2, 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为该地区草地管理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困难, 探索牧户减少牲畜存栏量的影响因素是制定西藏高寒草地减畜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依据面板数据模型, 利用农户观察值和GLS(cross-section)方法估计, 分析调查农户结果如表3。西藏自治区牧户牲畜存栏量与人均拥有牲畜量(绵羊单位)、绵羊饲养比重、山羊饲养比重、牦牛饲养比重及畜产品最高价格呈负相关。

表3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panel data model
3 讨论与结论

现有关于草地管理的研究多从草地退化程度、承载力核算和养分提供等方面入手, 本研究基于应用经济学理论, 重点分析牧户行为选择和影响因素, 期望通过分析牧户微观行为提出基于牧户行为改变的草地管理模式与政策, 即通过分析牧户生产决策与牧户降低牲畜存栏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从牧户出发的、激发牧户内在能动性的草地管理途径。但在研究中也面临着较多的问题与挑战, 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遴选、变量预处理以及变量度量等方面。1)复杂行为决策研究方法遴选。牧户生产行为决策及降低牲畜存栏量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 是行为经济学与管理科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选择双对数模型和多元线性面板数据模型, 基于1 890份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得到相应的研究结果。然而, 在调查中发现, 部分调查牧户对国家宏观政策了解不多, 同时个体信息不完全, 如户主文化教育程度, 不少户主为后期扫盲教育, 在回答该问题的时候大多为小学及未受过教育, 可能导致该变量的影响系数较低; 2)回归模型中多重共线性处理。双对数模型和多元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中都存在变量共线性(Multicouinearity)问题, 例如, 家庭收入与牧户户主受教育程度、人均牲畜存栏量与不同牲畜存栏结构等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 在模型分析中可能增大了OLS估计量的方差, 并影响每个解释变量的单独效应, 也降低了回归模型稳定性以及t检验的可靠性。在本研究中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除剔除了较多容易引起共线性的变量之外(这样做的结果是模型中的自变量较少), 还采用了逐步回归方法, 即以yGWij为被解释变量逐个引入解释变量, 构成回归模型, 进行参数估计, 根据决定系数的变化决定新引入的变量是否能够加入模型之中。首先将yGWij对所有的解释变量分别作回归, 得到所有的模型, 取决定系数最大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加入模型, 作为第一个引入模型的变量; 其次, 将yGWij再对剩余的解释变量分别加入模型, 进行二元回归, 再次, 取决定系数最大的解释变量加入模型; 依次做下去, 直到模型的决定系数不再改善为止。通过上述逐步回归方法来避免多重共线性; 3)牧户宏观政策认知的度量。调查中发现, 由于西藏自治区2009年以来开始实施西藏高原生态安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 在生态工程实施区, 牧户对国家宏观政策认知以及行为选择等方面都有较高的理性, 也更倾向于平衡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关系; 但对于改则、尼玛、革吉和仲巴等较为偏远的县乡, 不仅生态建设项目较少, 而且区域内市场经济不完善, 不同质量畜产品价格差异很小, 因此在回归分析过程中, 针对有国家级生态建设项目的调查区农户进行了系数调整, 以期保证研究结果的合理性。

本研究基于2013年7-9月调查的1 890份有效问卷,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 重点分析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因子及农户降低牲畜存栏量的意愿, 以期为西藏高寒草地管理提供依据。主要研究结论有: 1)牧户生产行为决策受畜产品价格变动大。牧户牲畜及畜产品价格每上升10%, 相应地牧户会降低7.86%的牲畜存栏量; 不同质量畜产品价格差异越大牧户越愿意提高饲养质量而降低存栏数量, 其中阿里地区日土县不同质量羊绒价格差异较大, 该县牧户倾向于减少山羊存栏而提高山羊绒质量(山羊饲养过度, 存栏密集后容易导致烂皮病和掉绒症); 2)牦牛饲养比重对牧户减少牲畜存栏的贡献大。牦牛饲养比重对牧户减少牲畜存量的边际倾向值为-5.684, 牦牛饲养比重每增加10%, 牧户意愿降低56.84%的牲畜存栏量; 山羊饲养比重和绵羊饲养比重的边际倾向值, 分别为-3.957和-2.571, 山羊或绵羊饲养比重每增加10%, 牧户将减少39.57%和25.71%的牲畜存栏量。由于近年来牦牛肉价格不断攀升, 不同牦牛肉品质之间价格差异较明显, 对牧户而言, 牦牛饲养比重提升不但能保证经济收益, 而且有利于牧户草地保护, 对保障牦牛肉质量至关重要, 其中那曲、昌都等高寒草地农户更倾向于饲养牦牛; 3)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对区域生态建设项目的认知影响其降低牲畜存栏的意愿。畜牧业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相关系数为-0.437, 农业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越高, 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知越高, 因而更倾向于选择降低牲畜存栏量而提高质量, 通过节约劳动力成本以及提高畜产品产量来增加收入(表2)。牧户是否接受过牧业技术推广站提供的合理存栏量指导显著影响着牧户牲畜存栏量, 相关系数为-2.470, 那些接受过牧业技术推广服务的牧户会减少牲畜存栏量; 牧户对待风险的态度相关系数为0.162, “ 风险规避” 型的牧户会有意识增加牲畜存栏量; 4)牧户对宏观政策的了解有利于其降低牲畜存栏量, 全区有73%的牧户知道并支持国家生态安全建设政策, 其中拉萨市牧民对国家宏观政策了解最全面, 因此支持率也较高, 达87.93%, 其次为林芝地区, 支持率为83.44%, 阿里和那曲地区牧户对国家政策的支持率较低, 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牧户居住分散, 很多牧户缺少电视、收音机等资讯工具, 对国家宏观政策不了解, 同时这一区域牧民更多依赖牧业生产, 牧民转型困难, 因此更倾向于沿袭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4 政策建议

本研究在牧户调查的基础上, 认为西藏地区草地管理政策应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1)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以经济手段推动生态建设项目实施。研究发现,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牧户的牲畜出栏率较低, 牧户之间多为物物交换, 这些区域牧户更多地追求牲畜数量型发展, 严重超载, 令草地失去休养生息的机会, 劣质牧草、杂毒草占据优势, 导致草地退化; 可以说, 交通越闭塞, 市场经济发育越滞后, 牧户的生产决策越不利于环境与生态的有效改善; 2)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尤其是提高牧户的生态认知水平, 激发牧户参与生态建设的内动力。牧户行为受自身特征以及生活水平的影响与制约, 当前西藏高原有限的草地资源难以为牧户提供更高的生产价值, 同时牧户盲目地扩大生产又进一步降低了草地的质量, 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牧户陷于超载过牧-生态破坏-收入降低-进一步超载的不良循环中, 建议以当前的驻乡驻村政策为载体, 提高牧户对生态安全建设以及生态服务的认知, 并由国家扶持进行试点与示范, 引导牧户从注重饲养数量向饲养质量改变, 并有效加大草地产权确定的力度; 3)国家宏观政策生态建设政策与牧户微观行为结合。西藏未来宏观发展政策制定中建议立足牧户微观行为, 从根本上确保牧户利益, 在提高牧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的基础上引导牧户主动选择生态优先发展途径, 保护区域生态产品的价格, 保障牧户权益, 促进本地区独特、优质畜产品的商品率, 构建良性生态补偿机制, 形成基于牧户微观行为的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

致谢:本调查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处以及各个调查乡镇的广泛支持,一并感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李文华, 赵新全, 张宪洲, 石培礼, 王小丹, 赵亮. 青藏高原主要生态系统变化及其碳源/碳汇功能作用. 自然杂志, 2013, 35(3): 172-178.
Li W H, Zhao X Q, Zhang X Z, Shi P L, Wang X D, Zhao L. Change mechanism in main ecosystems and its effect of carbon source/sink functi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ina Journal of Nature, 2013, 35(3): 172-178.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 孙鸿烈, 郑度, 姚檀栋, 张镱锂. 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地理学报, 2012, 67(1): 3-12.
Sun H L, Zheng D, Yao T D, Zhang Y L.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shelter zone on Tibetan Platea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 3-1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3] 邹婧汝, 赵新全. 围栏禁牧与放牧对草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影响. 草业科学, 2015, 32(11): 1748-1756.
Zou J R, Zhao X Q. Effects of livestock exclosure and grazing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grassland ecosystem.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5, 32(11): 1748-175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4] 于伯华, 吕昌河. 青藏高原高寒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地理研究, 2011, 30(12): 2289-2295.
Yu B H, Lyu C H.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2): 2289-2295.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5] 王小丹, 钟祥浩, 刘淑珍, 高攀, 杨莉. 西藏高原生态功能区划研究. 地理科学, 2009(5): 715-720.
Wang X D, Zhong X H, Liu S H, Gao P, Yang L.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of Tibetan Platea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5): 715-720.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6] 吴青柏, 施斌, 刘永智. 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与公路相互作用研究. 中国科学: D辑, 2002, 32(6): 514-520.
Wu Q B, Shi B, Liu Y Z H. Interaction study of permafrost and highway along Qinghai-Xizang Highway.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003, 46(2): 97-105.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7] 李淑娟, 李长慧, 孙海群. 高寒草原生态草种梭罗草研究现状. 草业科学, 2009, 26(1): 64-68.
Li S J, Li C H, Sun H Q.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n Kengyilia thoroldiana.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09, 26(1): 64-68.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8] 洪江涛, 吴建波, 王小丹. 放牧和围封对藏北高寒草原紫花针茅群落生物量分配及碳、氮、磷储量的影响. 草业科学, 2015, 32(11): 1878-1886.
Hong J T, Wu J B, Wang X D. Effects of grazing and fencing on Stipa purpurea community biomass allocation and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ols on the northern Tibet Plateau alpine.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5, 32(11): 1878-188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9] 张培栋, 介小兵. 黄河上游甘肃段草地退化的现状及机理研究. 草业科学, 2007, 24(9): 1-4.
Zhang P D, Jie X B.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and its mechanism in the upstream of Yellow River in Gansu.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07, 24(9): 1-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0] Zhang B, Li W H. Ecosystem services research in China: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7): 1389-1395. [本文引用:1]
[11] 刘军会, 高吉喜, 聂亿黄.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遥感测算及其动态变化.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 25(3): 81-84.
Liu J H, Gao J X, Nie Y H. Measurement and dynamic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9, 25(3): 81-8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2] 高雅, 林慧龙. 草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现状及其发展建议. 草业学报, 2015, 24(1): 141-157.
Gao Y, Lin H L.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potential of grass-based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5, 24(1): 141-157.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3] Cros M J, Duru M, Garcia F, Martin-Clouaire R. A biophysical dairy farm model to evaluate rotational graz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Agronomie, 2003: 23, 105-122. [本文引用:1]
[14] Michel D, Roger M C. Cognitive tools to support learning about farming system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in grazing systems. Crop and Pasture Science. 2011, 62(9): 790-802. [本文引用:1]
[15] Walker D H. Decision support, learning and r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2, 73: 113-127. [本文引用:1]
[16] Duru M. Modeling above-ground herbage mass for a wide range of grassland community types.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9, 220: 209-225. [本文引用:1]
[17] 徐敏云. 草地载畜量研究进展: 中国草畜平衡研究困境与展望. 草业学报, 2014, 23(5): 321-329.
Xu M Y. A review of grassland carrying capacity: Perspective and dilemma for research in China on “forage-livestock balance”.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4, 23(5): 321-32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8] 李艳波, 李文军. 草畜平衡制度为何难以实现“草畜平衡”.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1): 124-131.
Li Y B, Li W J. Why “Balance of forage and livestock” system failed to reach sustainable grassland utilization.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29(1): 124-13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9] 李青丰, 刘天明. 草畜平衡管理——以时间机制调控的思路. 中国草地, 2005, 27(1): 72-74.
Li Q F, Liu T M. Feed-animal balance control: Approach based on feed availability in critical period. Grassland of China, 2005, 27(1): 72-7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0] 谭红妍, 闫瑞瑞, 闫玉春, 陈宝瑞, 辛晓平. 不同放牧强度下温性草甸草原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PLFAs分析. 草业学报, 2015, 24(3): 115-121.
Tan H Y, Yan R R, Yan Y C, Chen B R, Xin X P. Phospholipid fatty acid analysis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ies in meadow steppe.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5, 24(3): 115-12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1] 侯向阳, 尹燕亭, 王婷婷. 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生态管理途径研究. 生态学报, 2015, 35(24): 1-10.
Hou X Y, Yin Y T, Wang T T. Herders’ desirable stocking rates and methods for implementing a sustainable grass-animal balance in the range land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ca, 2015, 35(24): 1-10.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2] 高超, 张月学, 陈积山, 邸桂俐, 潘多锋, 王建丽, 康昕彤, 张强, 钟鹏. 松嫩平原苜蓿和羊草栽培草地土壤氮素动态分析. 草业科学, 2015, 32(4): 501-507.
Gao C, Zhang Y X, Chen J S, Di G L, Pan D F, Wang J L, Kang X T, Zhang Q, Zhong P. Analysis of soil nitrogen dynamics of Medicago sativa and Leymus chinensis pasture in the Songnen Plain.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5, 32(4): 501-507.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3] 李玉新, 魏同洋, 靳乐山.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 资源科学, 2014, 36(11): 2442-2450.
Li Y X, Wei T Y, Jin L S. Herds people attitudes towards grassland eco-compensation policies in Siziwang Banner, Inner Mongolia. Resources Science, 2014, 36(11): 2442-2450.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4] Clauset A, Shalizi C R, Newman M E J. Power-Law distributions in empirical data. SIAM Review, 2009, 51(4): 661-703. [本文引用:1]
[25] 伍德里奇. 计量经济学导论: 现代观点.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8-34.
Wooldridge M J.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rroach.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3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6] 赵禹臣, 孟庆翔, 参木有, 柴沙驼, 任丽萍, 周振明. 西藏高寒草地冷暖季牧草的营养价值和养分提供量分析. 动物营养学报, 2012, 24(12): 2515-2522.
Zhao Y C, Meng Q X, Can M Y, Chai S T, Ren L P, Zhou Z M. Estimation of nutritive values and nutrient supply of cold-and warm-season pastures from high-cold steppes of Tibet region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Nutrition, 2012, 24(12): 2515-252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