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调度模型的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生态、社会及经济耦合发展
程长林1, 任爱胜1, 王永春2, 王国刚1, 修文彦3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3.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北京 100081
任爱胜(1962-),男,黑龙江五大连池人,研究员,博导,博士,研究方向为畜牧业产业经济。E-mail:renaisheng@caas.cn王永春(1976-),女,河北景县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农业经济、粮食安全与畜牧经济。E-mail:wangyongchun@caas.cn

第一作者:程长林(1987-),男,河南焦作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chengchanglin888@126.com

摘要

为研究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生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通过构建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生态、社会、经济3个子系统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建立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生态、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3-2016年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程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生态、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且社区间存在一定差异。羊八井社区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不协调状态;墨竹工卡社区、夏河社区及香格里拉社区等5个社区已实现基本协调;红原社区与河南社区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已实现协调发展态势。

关键词: 社区畜牧业; 耦合度; 协调度; 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S8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629(2018)03-0677-09
An approach to C Degree Model on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upling development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research community
Cheng Chang-lin1, Ren Ai-sheng1, Wang Yong-chun2, Wang Guo-gang1, Xiu Wen-yan3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2.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3.China Green Food Development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Ren Ai-sheng E-mail:renaisheng@caas.cn;Wang Yong-chun E-mail:wangyongchun@caas.cn
Abstract

To study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imal husbandry, ecology,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 we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ecology,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oordinated model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hree subsystems in 2013-2016 to analyze the degre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tent of coordination of ecology, society, and economy in animal husbandry in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and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among the communities. The Yambajan community has a low exten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is still in an uncoordinated state, while Maizhokunggar, Xiahe and Shangri-la communities exhibit basic coordination, suggesting that coordination is ensured. Meanwhile, the exten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Hongyuan and Henan communities is the highes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chieved.

Key words: community livestock; coupling degree; coordination degre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继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是我国“ 十三五” 期间发展的重点, 且青藏高原地区地处高寒偏远贫苦区, 是我国精准扶贫攻坚的焦点之一。当前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资源约束、生产成本高、消费偏好及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机制滞后等多重威胁[1, 2, 3, 4, 5, 6, 7]。长期以来, 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发展靠天放牧, 依草而居, 对自然环境具有天然依赖, 从而造成高原地区天然草地退化; 当地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 粮经饲协调、种养加结合效益差、层次浅, 牧区经营主体发育慢, 产业间缺乏互联互通机制, 产加销脱节, 产业链价值表达不完全, 严重损失高原畜产品附加值。在此背景下, 为实现青藏高原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充分利用新型实用技术, 整合人力资源, 依托市场, 实现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结构升级、模式再造、牧民增收等, 提出在青藏高原地区发展社区畜牧业, 进而加快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是集合人、财、物投入, 种、养、加融合, 产、加、销一体, 以保护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为根本, 改善牧民生产生活质量为目标, 转变青藏高原地区长期落后贫困的局面, 实现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因此, 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检验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发展质量的重中之重, 对分析青藏高原社区畜牧系统内部社会、生态、经济子系统间的关联性及相互作用具有指导意义。

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耦合、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是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和谐共生关系[8, 9, 10, 11, 12, 13, 14]。农业产业协调发展主要突出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方面, 聚焦系统或系统要素构成间的均衡关系, 是实现复杂系统发展的目标之一。农业系统是具有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的复合系统, 将其分为经济、社会、自然3个子系统, 通过构建系统指标体系, 系统分析农业发展问题[15, 16, 17]。种养结合协调发展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 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进行模型优化模拟[18]。任志远等[19]在研究陕西省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分析农业生态与经济协调关系, 并从人口、农用资源、环境提升、生态经济友好型农业4个层次提出促进农业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借鉴。在研究新疆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中, 同理构建相关指标评价体系, 并通过熵值-协调度模型测算两者间协调关系。此外, 协调度研究方法较丰富, 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地区, 在协调发展测算中, 除上述协调度模型外, CCR-HR模型、主成分-协调度模型、偏离度模型以及DEA-协调度模型等分析农业与其他系统协调发展程度[20, 21, 22, 23]。在研究藏区农业协调发展中, 李萍等[24]认为, 西藏农业经济系统协调度正趋于协调, 而生态子系统则抑制了整个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为研究青藏高原社区畜牧生态、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提供研究基础与方法支撑。因此, 本研究以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示范社区为研究对象, 构建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经协调度模型测算, 旨在分析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实施过程中示范社区生态、社会及经济系统协调度的变化及社区畜牧业要素投入对改善高寒藏区生态、社会形态及牧民生计的作用, 以期为解决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发展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在3 500 m以上,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面积约250万km2, 其中, 天然草地面积约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60%, 占全国天然草地总面积的39%, 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牧区之一。作为全球生态平衡的调节器, 青藏高原发挥着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固碳等生态服务功能, 是我国乃至亚洲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也是全世界仅有的独特生态系统, 生物物种的重要起源和分化中心, 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 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青藏高原地区是藏民族生存繁衍、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在长期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与生产体系和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藏区生态文化。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青藏高原被定位成生态屏障, 划入到限制开发区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域, 重点保护好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 发挥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然而, 青藏高原气候严酷, 高海拔、高严寒、降水少, 自然条件恶劣, 天然草地退化、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 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不断下降。

因此, 青藏高原发展畜牧业应将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作为首要任务, 面临饲草生产供给严重不足, 草畜矛盾突出, 冬春缺草成为制约当地畜牧业发展瓶颈, 翻耕、化肥、农药及引入外来物种等农耕技术产生的潜在风险和考验, 畜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当前, 青藏高原地区草地畜牧业发展长期依赖天然草地的自然再生产和动物性初级畜产品的产出, 整个产业形态呈现高消耗、高风险、低产出、低效益, 加之牧民生产技能落后, 实用配套技术和设施设备不完善, 牧民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产业链脱节, 小型分散牧户应对外部市场的能力弱, 难以适应现代化畜牧业发展需求。因此,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选取西藏墨竹贡卡与羊八井、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与称多、四川红原与甘孜、甘肃夏河与云南迪庆8个社区为示范点, 围绕天然草地生态改良、栽培草地建植、草畜转化、疫病防控、畜产品加工等, 以家庭户营为基础, 以生态保护为根本, 以共同的生产要素为依托, 集科研人才、实用技术及资金等投入, 科研帮扶牧民, 实现精准扶贫。

1.2 研究方法

耦合度是描述大系统中各子系统间协同发展的质量, 通过找出系统内部有序组合、互相关联的卡位点, 分析多个相互作用的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及发展趋势。因此, 社区畜牧在发展过程中, 无论从产学研、种养加, 还是青藏高原民族落后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产生的外部性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从相近系统欧和协调度的角度分析青藏高原社区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生态各子系统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 对发挥社区畜牧业的模式引领、精准扶贫、科技成果转化等优势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1.2.1 指标体系构建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协调发展水平测度隶属于多指标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需遵从指标间的关联性和独立性、科学性、可量化、数据可获得等原则, 将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分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子系统(表1)[24, 25, 26, 27, 28]。结合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2013-2016年基线调查、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发展特征, 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及生态系统指标应相应地反映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实施以来对牧民经济增收的影响、对藏区传统文化(放牧等)的传承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畜牧业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草、肉、奶等最终产品方面, 因此,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经济系统指标包括天然草地生产力恢复面积、产草量、牛羊养殖结构、退化后草地治理、窝圈种草面积、后代产肉性能、平均育肥增重、平均产奶量等。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牧民自身意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及社会环境演变等, 因此社会系统指标包括牧民年龄结构、就学牧民占比、牧民培训次数、建植打贮草基地、定向培育的冬春放牧草地、选育基地、技术推广。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退后草地修复、家畜疫病防控、加工污染减排等, 其指标包括草地植被盖度、物种多样性、畜群结构、家畜发病率、家畜死亡率、减少加工废弃物污染。

表1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综合系统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livestock husbandry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表2 单位根检验 Table 2 Unit root test

1.2.2 协调度模型 协调度测算模型较多, 但由于农业是一个开放型的复杂系统, 影响因素多且模糊, 对种植、养殖及加工等难以确定具体的指标代表分别代表其产业特征。因此, 本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 利用主成分分析及协调度模型, 反映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

(1)数据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首先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如下:

X=(Xi-)/(Xmax-Xmin)。 (1)

其次, 通过多指标筛选公因子, 则该模型就可以表示为:

Xiii1F1i2F2+ipFp 。 (2)

式中:Xi为指标变量, μ i表示系统干扰项, F为公因子, α ip为因子载荷, i为指标体系中第i个指标, Fp为筛选出的第p个公因子; 指标权重确定则由因子得分与公因子进行参数回归可得, 具体表示为:

F=μ i+b1F1+b2F2++bpFp 。 (3)

式中:Fpbp分别表示公因子及公因子系数。

(2)耦合度计算

耦合度包括社会对经济发展耦合度U(X/Y)、经济对社会发展耦合度U(Y/X)、社会对生态发展耦合度U(X/Z)、生态对社会发展的耦合度U(Z/X)、经济对生态耦合度U(Y/Z)、生态对经济协调度U(Z/Y), 其中U(X/Y)是指当经济子系统为外生系统的前提下, 社会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协调值的拟合程度; 同理, U(Y/X)是指在社会子系统为外生系统的前提下, 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协调值的拟合程度。其他耦合度描述不做赘述。具体而言, U(X/Y)的计算公式为:

U(X/Y)=EXP[-(X-X')2]/S2 。 (4)

式中:X表示经济子系统; X'表示经济子系统协调值(可参数估计得出); S2表示经济子系统序列方差。当X-X'的值越小时, 则U(X/Y)的值越大, 表明社会对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度越高; 相反, 则说明耦合度越低。同理, 其他子系统耦合度亦可应用次公式。

(3)协调度的计算

子系统间协调度的测算可分为静态协调度和动态协调度两类, 其中静态协调度C(X/Y)的计算公式为:

C(X/Y)= U(X/Y)×F。 (5)

式中:F为青藏高原社区畜牧协调系统主成分, 分别代表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根据耦合协调值的大小, 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个层次。如果C(X/Y)< 0.4, 则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如果0.4≤ C(X/Y)< 0.5, 则两者处于不协调状态; 如果0.5≤ C(X/Y)< 0.6, 则两者处于基本协调状态; 如果C(X/Y)≥ 0.6, 那么两者为协调状态。

2 结果
2.1 协调度测度结果

2.1.1 单位根检验 为检验原始序列的平稳性, 同时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得性, 分别运用LLC检验、IPS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新序列及其差分项进行检验。由于样本观测周期及指标特征, 结果显示存在不平稳序列, 但经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表2)。

2.1.2 协调度分析 2013-2016年,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经济、社会、生态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测算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8个示范社区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度及协调度趋势向好(表3), 说明社区畜牧业实施以来, 示范社区畜牧业系统发展较之过去不断有序化, 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趋向耦合, 但各社区间耦合度变化特征各不相同。同时, 2013-2016年,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发展过程中, 随着技术、人才、资金的持续投入以及产业流程再造与产业再分工, 社区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由过去紊乱无序、耦合度低、关联带动力弱转向生态-经济-社会系统间互相反哺的良性循环状态。青藏高原畜牧业, 尤其社区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产业发展问题, 而且是兼顾青藏高原原始生态、藏区牧民生计民生以及藏民族文化传承的系统问题, 唯此才能在保持青藏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推动畜牧业的发展, 提高牧民生活水平。

从各示范社区的耦合协调度来看,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特征表现为:首先, 2013-2016年各示范社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不断提升, 但2014年羊八井社区、玉树社区、甘孜社区仍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香格里拉社区、夏河社区、墨竹工卡社区处于不协调状态, 而红原社区及河南社区处于基本协调状态; 2015年仅有羊八井社区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玉树社区、甘孜社区、香格里拉社区、墨竹工卡社区为不协调状态, 而红原社区及夏河社区处于基本协调状态, 河南社区处于率先处于协调状态; 2016年各社区则摆脱极不协调状态, 且不协调社区仅有羊八井社区、玉树社区, 墨竹工卡社区与香格里拉社区则转变为基本协调状态。其次, 从大趋势上看, 各示范社区协调状态趋于向好, 但社区之间协调状态差异大, 大致可分为3个阶梯, 即红原社区、河南社区处于协调阶段, 甘孜社区、墨竹工卡社区、香格里拉社区、夏河社区处于基本协调阶段, 玉树社区、羊八井社区处于不协调阶段。究其原因, 红原社区与河南社区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及人文环境基础较好, 对加快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2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系统分析

青藏高原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原地区生态环境, 同时, 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是实现青藏高原畜牧业可持续的根本。因此,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应保持生态系统稳定, 科学调配青藏高原畜牧业要素资源, 充分利用政策、当地文化特色以及产业优势, 抓好种养加、产学研相结合, 促进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分别从基于天然草地、栽培草地及牲畜结构的生态层面, 种植、养殖、加工为轴线的产业层面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营模式为形式的社会层面, 分析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耦合协调发展模式; 从基于人才、技术、资金的要素层面, 基于扎根本土藏传佛教为核心的文化层面及精准扶贫为契机的政策层面, 分析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中的要素配置机制(图1)。

表3 2013-2016年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发展协调度测度 Table 3 Coupling degree of community livestock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2013-2016

图1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结构图Fig. 1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livestock husbandry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3 结论

研究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区域生态、社会及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因此, 本研究基于系统论, 着重分析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示范社区在社区畜牧业实施期间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加之青藏高原地区多变的地缘条件及畜牧业发展现状, 在保持生态友好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社会资源的输入, 转变该地区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在与当地宗教民俗相融合的前提下, 改善民生, 体现科技支持、人力开发、资金投入在解决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生产、生活问题中的贡献价值。因此,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在实施过程中, 随着科研项目进驻、实用技术、科研人员及资金的投入, 围绕天然草地改良、畜牧育肥、疫病防控、畜产品加工等, 其产出不仅包括产品及劳务等经济产出, 还包括社区畜牧业活动对天然草地及退化草地改良的生态效应及社区牧民生产生活能力提升的社会效应等。因此, 社区畜牧业活动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及经济效应的协调发展程度检验社区畜牧业在青藏高原地区实施成效的重要参考。在方法选择上,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构建涵盖生态、社会及经济子系统的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通过主成分分析, 提取各子系统指标公因子, 最后将各子系统公因子带入协调度模型, 得出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各示范社区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 并进行系统分析。

基于此, 本研究得出:2013-2016年,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8个示范社区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不断增长态势, 由极不协调向基本协调转变, 且各示范社区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通过示范社区技术投入、牧民能力提升以及项目拉动, 转变了传统的放牧、养殖、屠宰等生产方式, 提高了牧民生产技能, 实现了草-畜转化、种-养-加结合及产-加-销一体, 大力推动了青藏高原社区畜牧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就社区差异而言, 羊八井社区在2013-2016年期间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不协调状态, 但相较于初始的极不协调态势已有较大程度提升。夏河社区、香格里拉社区、甘孜社区、墨竹工卡社区耦合协调度由极不协调或不协调逐步过渡到基本协调, 社区发展效果较好, 基本实现了各子系统联动与融合。红原社区与河南社区畜牧业基础较好, 最终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表明社区畜牧业的实施对改造传统的青藏高原畜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协调发展系统分析结果表明, 推动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在于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投入, 政策扶持、文化底蕴及产业特色支撑, 推动了生态、经济及社会等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为此,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应进一步引领方向转变思路, 正确认识和选择符合青藏高原实际的社区畜牧业发展方向, 基于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脆弱性、生产的计划性和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属性, 创新引领思路。以牧民为主体, 以生产技术为中心, 以产业活动为核心, 培养社区牧民的主体意识, 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对牧民技术培训, 养塑造新型牧民, 培养一批技术能人和新型牧民, 提升社区发展能力。加强产学研实施力度, 充分利用专家优势与技术优势, 吸引企业入驻社区, 盘活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示范社区市场活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张耀辉. 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方法. 中国农业生态学报, 2004, 12(3): 181-183.
Zhang Y H. Emergy analysis method of agro-eco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04, 12(3): 181-183.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 晏路明.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综合评估的方法与技术应用研究. 中国农业生态学报, 2009, 17(2): 348-353.
Yan L M.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eco-economic system assessment.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09, 17(2): 348-353.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3] 任春燕, 王继军. 黄土丘陵区农业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水土保持通报, 2009, 29(1): 155-159.
Ren C Y, Wang J J.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for agro-ecological economy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9, 29(1): 155-15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4] 张丽萍, 程积民, 王继军. 黄土丘陵区上黄试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演变阶段划分及其驱动力初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9(4): 24-28.
Zhang L P, Cheng J M, Wang J J. Dividing of the evolution stages and primary exploration of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eco-economic system at shanghaiing experimental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9, 9(4): 24-28.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5] 万里强, 李向林. 系统耦合及其在农业系统的作用. 草业学报, 2002, 11(3): 1-7.
Wan L Q, Li X L. System coupling and its effect on agricultural system.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02, 11(3): 1-7.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6] 刘耀彬, 李仁东, 宋学锋.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1): 105-112.
Liu Y B, Li R D, Song X F. Analysis of coupling degree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5, 20(1): 105-11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7] 牛敏杰, 赵俊伟, 尹昌斌, 唐华俊. 我国区域农业生态文明及其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研究: 以典型省份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4): 1-9.
Niu M J, Zhao J W, Yin C B, Tang H J.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regional agricultural eco-civilization and its coordination degree in China: Taking typical provinces as an exampl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6, 37(4): 1-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8] 胡晓群, 沈琦, 徐恭位.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评价与分析: 以重庆市五大功能区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6(8): 16-22.
Hu X Q, Shen Q, Xu G W.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five functional zones in Chongqing.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5, 36(8): 16-2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9] 覃照素, 黄远林, 李祥妹. 基于牧户行为的草地管理模式: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草业科学, 2016, 31(2): 313-321.
Qin Z S, Huang Y L, Li X M. Grassland management of herdsmen’s decision-making: A case of Tibetan Plateau.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6, 31(2): 313-32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0] 辛冲冲, 陈治国, 唐洪松, 张敏. 新疆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3): 430-436.
Xin C C, Chen Z G, Tang H S, Zhang M.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Xinjia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6, 37(3): 430-43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1] 徐秋艳, 王玥敏. 中国西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6, 31(4): 40-45.
Xu Q Y, Wang Y M. Factor analysis on four-moder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its infuences of the western regional China. Statistics & Information Forum, 2016, 31(4): 40-45.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2] 杨世琦, 高旺盛. 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度测度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6, 11(1): 7-12.
Yang S Q, Gao W S. Harmony coefficient theory and case study o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6, 11(1): 7-1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3] 李文忠, 游斌. 天津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的研究. 经济问题, 2014, 9(4): 116-119.
Li W Z, You B. The research on the C amo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4, 9(4): 116-11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4] 罗能生, 李佳佳, 罗富政.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区域生态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11): 53-60.
Luo N S, Li J J, Luo F Z.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eco-efficienc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11): 53-60.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5] 杨钧.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财经科学, 2015(12): 48-57.
Yang J.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Finance & Economics, 2015(12): 48-57.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6] 胡韵菲, 尤飞, 栗欣如. 淮河流域农业生产水平与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3): 437-443.
Hu Y F, You F, Li X R.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ing degree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in Huaihe Basin.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6, 37(3): 437-443.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7] 牛媛媛, 任志远, 杨忍. 关中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时空动态分析. 干旱区农业研究, 2010, 28(4): 244-251.
Niu Y Y, Ren Z Y, Yang R. The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harmony coefficient of agricultural eco-economic system in the region of Guanzho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Arid Areas, 2010, 28(4): 244-25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8] 杨志坚. 种养结合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贵州农业科学, 2008, 36(1): 147-148.
Yang Z J.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adjustment of crop-livestock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by actual cases. Guizho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8, 36(1): 147-148.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9] 任志远, 徐茜, 杨忍. 基于耦合模型的陕西省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1, 3(12): 14-19.
Ren Z Y, Xu Q, Yang R. On C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coupling degree model.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3(12): 14-1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0] 葛鹏飞, 吕萍, 杨洵. 产业链视角下牧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4省牧区牧户的问卷调查. 草业科学, 2015, 32(12): 2146-2154.
Ge P F, Lyu P, Yang X. Herdsmen’s decision to enter cooperatives economy organization in the view of industrial chain: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herdsmen in four provinces.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5, 32(12): 2146-215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1] 贾士靖, 刘银仓, 邢明军. 基于耦合模型的区域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8, 29(5): 573-575.
Jia S J, Liu Y C, Xing M J. On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coupling degree model. Research of Agriculutal Modernization, 2008, 29(5): 573-575.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2] 王润平, 荣湘民. 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2008, 19(10): 2259-2264.
Wang R P, Rong X M. Emergy analysis of agro-economy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8, 19(10): 2259-226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3] 泽让东科, 文勇立, 艾鷖, 赵洪文, 陈有军. 放牧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和生物量的影响. 草业科学, 2016, 33(10): 1975-1980.
Tserang Donko Mipam, Wen Y L, Ai Y, Zhao H W, Chen Y J. Impact of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y on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plant biomas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6, 33(10): 1975-1980.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4] 李萍, 方江平, 袁庆娟. 西藏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动态分析. 江苏农业科学, 2014, 42(12): 460-463.
Li P, Fang J P, Yuan Q J. Dynamic C analysis of agriculture-ecology-economy system in Tibet. 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4, 42(12): 460-463. (in Chinese) [本文引用:2]
[25] 吴跃明, 郎东锋, 张子琦, 张翼. 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 6(2): 47-50.
Wu Y M, Lang D F, Zhang Z H, Zhang Y. Coordinative degree model of environment-economy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6, 6(2): 47-50.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6] 赵文亮, 丁志伟, 张改素, 朱连奇. 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44(6): 668-676.
Zhao W L, Ding Z W, Zhang G S, Zhu L Q.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easurement and interactive analysis of ESRE system in CPER.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2014, 44(6): 668-67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7] 张玉萍, 瓦哈甫·哈力克, 党建华, 邓宝山, 王冉. 吐鲁番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人文地理, 2014, 138(4): 140-145.
Zhang Y P, Wahap·Halike, Dang J H, Deng B S, Wang R.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economy-ecological system in Turpan area. Human Geography, 2014, 138(4): 140-145.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8] 罗惦, 柴林荣, 常生华, 程云湘, 侯扶江. 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牦牛草地放牧系统管理及优化. 草业科学, 2016, 34(4): 881-891.
Luo D, Chai L R, Chang S H, Cheng Y X, Hou F J. Yak graz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optimiz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7, 34(4): 881-89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