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胡焕庸线”及农牧交错带
陈全功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陈全功(1946-),男,河南孟县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遥感与地理信息。E-mail:chenqg@lzu.edu.cn
摘要

本文阐述了“胡焕庸线”的历史背景及研究现状。“胡焕庸线”是在农牧交错带的背景上产生的,其具有内涵多样性、形式非唯一性和数据连续性的特点。农牧交错带始兆于青铜时代西方游牧文化与东方农耕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稳定发展于夏、商、周,成型于秦、汉。农牧交错带的功能在于能流、物流、人流的交流,耦合和融合;在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统一;在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区内经济、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牧交错带不仅是农田与草地景观各异、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草地畜牧业与种植农业并存的地区,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龙兴之地。

关键词: “胡焕庸线”; 农牧交错带; 历史变迁;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S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629(2018)03-0669-08
“Hu Population Line” and the transitional border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pasture: A discuss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Chen Quan-g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Gansu,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Quan-gong E-mail:chenqg@lzu.edu.c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gress of studies on the “Hu Population Line” is described. As a transitional border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pasture, the Hu Population Line is considered to be diverse in connotations, non-unique in forms, and consistent in data-time series. This border has occurred since the Bronze Age, with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thnic amalgam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undergoing steady developments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it was finally form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The functions of such a transitioning border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pasture are in the exchanging, coupling, and merging of energy, matter, and population; in the harmonic unity of historical opportunity, geographic advantages, and peaceful neighborhoods; in th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ies. The agricultural/pastoral transitional border is not merely a heterogeneous landscape composed of crop fields and pastures, or a mixed residency of Han and minority populations, it is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spirit, a place where the Chinese nation rises.

Key words: Hu Population Line; transitional border of agriculture/pasture; historical chang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早在2013年8月, 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城镇化研究成果汇报会上, 就曾向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提出“ 胡焕庸线” 破与不破之问。他说:“ 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 胡焕庸线” 是个经济地理问题, 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请你们帮着研究” 。2014年11月, 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曾提问:“ 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 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 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1, 2] 。“ 该不该破、能不能破、如何破” 的这些问题, 简称为“ 总理三问” 。

20世纪30年代, 胡焕庸先生曾指出, 若在黑龙江的瑷珲(黑河)与云南的腾冲之间的方向上连一直线, 按当时的国土面积(包括外蒙古及其他清末失地), 则该线的东南方面, 约36%的国土承担着96%的人口; 该线的西北方面, 约64%的国土只承担着4%的人口[3]。后世称此线为“ 瑷珲(黑河)-腾冲人口分界线” , 简称“ 胡焕庸线” 。有资料说, 直到21世纪初, 我国的人口密度依然是按此规律分布的[4](表1)。

表1 “ 胡焕庸线” 两侧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情况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 the Hu Population Line on both sides of the population accounting for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学界对“ 总理三问” 的回应[5], 大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陆大道等[6]认为, 基于区域规划、生态保护、资源永续利用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和多年的实践, “ 胡焕庸线” 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地球所的郭华东等[7, 8]认为, 基于跨越式发展、国际战略博弈、东西部统筹的深思, “ 胡焕庸线” “ 应该破, 可以破” , 并给出了破解的5条思路和4条建议。

众多顶尖科技人员对“ 总理三问” 的积极回应,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是“ 胡焕庸线” 提出80多年来第一次百家争鸣式的讨论。目前, 关于农牧交错带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投入不胜枚举, 但是对农牧交错带的空间分布和面积大小等问题仍然没有准确清晰的认识, 再谈“ 胡焕庸线” 及农牧交错带, 旨在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推进“ 胡焕庸线” 学术研究, 为实现国家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提供更多的参考。

1 “ 胡焕庸线” 的特点及其发展

21世纪初, 陈全功等[9]对中国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发现, “ 胡焕庸线” 表面上讲的是国土东南与西北的人口比, 实际上是国土的农区(主要分布在线东南)与牧区(主要分布在线西北)的人口比。所以, 基于GIS的中国农牧交错带就与“ 胡焕庸线” , 从黑河一直到腾冲, 始终相伴左右而延伸(图1)。在农牧交错带背景上形成的“ 胡焕庸线” 有以下3个特点。

图1 胡焕庸线和农牧交错带Fig. 1 The “ Hu Population Line” and the transitional border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pastures

1.1 “ 胡焕庸线” 内涵的多样性

“ 胡焕庸线” 不仅能表示农区与牧区之间人口密度的变化, 也能表示农区与牧区之间在地理(如地形、地貌、高程)、气象(如降水、积温、日照)、经济(如三产收入、GDP)、社会(民族、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多种数据及其相互关系。

1.2 “ 胡焕庸线” 形式的非唯一性

80多年前, 胡焕庸先生囿于资料、方法和手段, 选择了瑷珲(黑河)-腾冲方向的直线为农牧的分界线。但就其实质来讲, 这条分界线的南、北, 可通过腾冲、瑷珲附近的其他点, 也不一定非是直线。实际上, 只需依据卫星遥感影像, 平移和旋转瑷珲(黑河)-腾冲线, 即可得到新的、效果更好的“ 胡焕庸线” 。

1.3 “ 胡焕庸线” 数据的连续性

80多年前, “ 胡焕庸线” 两侧的人口密度值, 是用平均法计算出来的, 所以此线东南侧的整个区域(农区)是一个值, 此线西北侧的整个区域(牧区)又是一个值, 且这两个值有很大的差距。有人据此就称“ 胡焕庸线” 为“ 人口密度突变线” 。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这种误导主要是由简单的计算方法造成的。实际上, 与任何有规律的大数据一样, “ 胡焕庸线” 两侧相邻点上的数据, 必然是连续的, 决不会是突变的。

“ 胡焕庸线” 的数据是连续的, 但“ 胡焕庸线” 的命运却是突变的。20世纪50年代初, 马寅初先生关于人口的一些说法, 被批成了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因“ 胡焕庸线” 的论述中有“ 人口” 字样, 胡焕庸先生也就被罗织入网了。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中, “ 胡焕庸线” 一直无人问津, 生怕它又成为一条绑人的绳索。

改革开放以来, 农牧交错带及其邻近地区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性, 引起了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深入思考, 并开展了多项富有成果的研究。

2006年, 陈全功等[9, 10, 11, 12]依据《中国生态建设与草业开放专家系统》提供的空间数据库, 用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 在分辨率1 km2的栅格点上, 逐点计算适宜度, 制成了《基于GIS的中国农牧交错带分布图》。分布图表明, 中国的农牧交错带大致沿胡焕庸、赵松乔指出的方向和区域分布, 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13个省(区)的234个县(市、旗), 总面积约813 459 km2。农牧交错带在各省(区)的具体分布如表2所列。

这是第一次对农牧交错带进行的定位、定量研究。研究成果说明, 3S技术的发展已能在GIS的平台上, 将不同格式(栅格、矢量、文本、图片)、不同时间(历史、现实、将来)的资料制成多个层面; 在专家系统(专业知识)的指导下, 基于栅格点进行运算、分析和显示。显然, GIS表述的方法, 更容易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 尤适于非均质的区域性评估。研究成果还说明, GIS的理念和方法, 已经为系统研究和区域评估带来了重大的变革; 构建统一的GIS平台, 准备好海量的数据, 完善多种专家系统, 已成为农牧交错带这种资源、环境系统监测工作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

2011年, 李文娟[13]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农牧交错带及其人口分布研究》中, 也利用GIS表述的方法对“ 胡焕庸线” 进行了研究。将最新的人口文本资料空间插值, 制成分辨率为1 km2、连续变化的栅格资料; 依据陈全功等[9, 10, 11, 12]制成的《基于GIS的中国农牧交错带分布图》, 对瑷珲-腾冲直线进行映射和校正; 依据校正后的“ 胡焕庸线” , 重新分农、牧区, 单点显示人口密度, 累加计算农、牧区的总人口和土地总量。校正后的“ 胡焕庸线” 的西北方, 53.3%的国土承担着16.8%的人口; 此线的东南方, 46.7%的国土承担着83.2%的人口。这是“ 胡焕庸线” 问世后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计算出来的新成果。

表2 13省(区)农牧交错带市和县级分布表 Table 2 The county distribution in 13 provinces of ecotone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grassland area
2 中国农牧交错带的历史变迁

“ 胡焕庸线” 是在农牧交错带的背景上产生的, 农牧交错带最主要的作用是交流和融合。农牧交错带上, 草地和农田交叉分布, 各有景观; 农民和牧民既短兵相接, 又相互融合; 农业和牧业各自独立, 又相互耦合; 不同族群南来北往, 延续和扩散着中国人最古老的基因。弄清了农牧交错带上的来龙去脉, 就有助于凸显“ 胡焕庸线” 的相关问题, 于从空间、时间上, 全面、历史地回答“ 总理三问” 。

1953年, 赵松乔[14]在《察北、察盟及锡盟一个农牧过度地区的经济地理调查》一文中, 首次提出“ 农牧过渡地区” (后发展为“ 农牧交错带” )的新概念; 并认为400 mm的降水量、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草地畜牧业与种植农业并存, 是划分农牧过渡地区的指标。其后, 赵先生先后完成了陕、甘、青和川、滇、藏的实地考察, 指出高程和降水量应分别是划分南、北农牧交错带的主要指标。自此, 赵松乔开创和引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规划、自然资源区划学科。

自新石器时代始, 以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文明, 向西方的传播形成了希腊文明, 向东方的传播形成了华夏文明。20世纪30年代, 傅斯年[15]认为, 中国东部的夷族为东亚土著, 创造了定居的农耕文化, 种植粟、黍、稻, 饲养猪、狗, 使用石器和陶器; 中国西部的夏戎为游牧文化, 种植小麦、大麦, 饲养马、牛、羊, 使用青铜器。关于夏人的种属, 禹出自西羌, 大部分人还是认可的。但也有人就直言, 夏人的先祖是吐火罗人, 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 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

60多年后, 中国社科院的青年学者易华[16, 17]提出的《夷夏先后说》认为, 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 而且有先后之别。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东夷先民, 从越南进入广西, 向东被太平洋阻隔后, 散布到全中国。东部海岸线的北端, 发育出红山文化, 距今5 000多年; 东部海岸线的南端, 发育出良渚文化, 距今5 300~4 500年; 中国中部, 发育出龙山文化, 距今4 600~4 000年; 中国中南部, 发育出屈家岭文化, 距今5 300~4 600年; 中国中西部, 发育出仰韶文化, 距今7 000~5 000年。仰韶文化分布于整个黄河中上游, 以河南西部、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 东至河北中部, 北抵内蒙古河套, 南达汉水中上游, 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和青海湟水流域; 种植粟和黍, 饲养猪和狗。夏人西来后, 开始种植小麦、大麦, 也从事放牧、狩猎、捕鱼和采集, 从农耕变成了半农半牧。仰韶文化的分布区, 集中分布着日后的农牧交错带。陕西省仰韶文化遗址有2 000多处, 占全国仰韶遗址的40%。陕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陕西也是中国农牧交错带的中心。

夏戎来自中亚, 传播了青铜时代的游牧文化。夏戎入侵了东夷的土地,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华文明正是在游牧民族不断入侵、本地土著不断抗争的过程中, 彼此融合而成的。中国的农牧交错带就是这种抗争和融合的中心地带; 中国的农牧交错带就是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硕果。

这种抗争和融合的过程已为近百年来的考古成果所证实。甘肃省民乐县四坝文化东灰山遗址, 出土了目前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碳化小麦标本, 距今约5 000年。甘肃省东乡县马家窑文化遗址, 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刀, 距今约4 800年。甘肃省酒泉市四坝文化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 发现两处青铜冶炼场, 距今3 900~3 600年。甘肃省酒泉市四坝文化火烧沟遗址, 出土了270多件青铜器, 距今4 000~3 600年。这些青铜器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全国各地夏代遗址出土铜器的总和。其中的青铜四羊首权杖, 羊首系用复合模具分铸, 镶嵌于杖饰主体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甘肃省已发现新石器及稍晚时期的古文化遗址1 000多处, 已发现的铜器300余件, 占全国出土的商代以前铜器的80%以上。甘肃省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奖。西城驿遗址是与冶铜有关的聚落遗址, 距今4 100~3 600年。已出土陶器、石器、玉料、水晶、碳化作物(小麦、大麦、粟、黍)等各类遗物2 000余件。碳化小麦、土坯建筑等再次证明, 距今4 000多年前, 河西走廊地区已与西方有过频繁接触。陕西以东的河南、山东一带, 4 000年前的墓葬中, 几乎没有出土过青铜器及马、牛、羊的骨骼, 只有陶器及猪、狗的骨骼。这说明, 那时候由西向东传播的青铜之路, 还没有延伸到东部农耕文化的腹地。甘肃省齐家文化遗址(距今4200~3600年)出土的彩陶, 其器型的多样, 纹饰的优美, 都无与伦比。但考古学家发现, 甘肃彩陶与中亚彩陶有某种亲缘关系。它的器型跟土耳其的相似, 它的梳纹则源于俄罗斯草原。新疆发现了多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 其墓葬的主人, 大都属于印欧人。殷墟中亦有印欧人的遗骨。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遗骨, 经DNA测定和人类学专家的鉴定, 墓葬主人都属于印欧人。周人和夏人有种族上的渊源, 周灭商后, 对商统治过的夏王朝的遗民格外关照。周天子封夏遗民为小诸侯, 统治土著的夷人。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墓里, 出现印欧人遗骨的原因。陕西省神木县龙山晚期-夏早期的石峁遗址, 面积约425万m2, 距今约4 000年左右, 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专家认为有可能是黄帝的昆仑城, 也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这些考古成果证实, 中国的农牧交错带始兆于青铜时代西方游牧文化与东方农耕文化的交流, 稳定发展于夏、商、周, 定型于秦、汉。

表3 中国中东部地区部分主要考古文化简表 Table 3 Part of the ma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able of Middle East in China
3 “ 一带一路” 上的农牧交错带

秦汉以后的2 000多年, 农牧交错带的气候干、湿交替, 农牧交错带的地域和面积也呈现出有限度的波动。农牧交错带地灵人杰, 以古都长安为中心舞台, 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及至辛亥革命, 推翻帝制, 那确立共和的五族, 正是分布于农牧交错带及其周边的汉、满、蒙、回、藏。

近年来, 一提到农牧交错带, 常有生态屏障的说法。这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北方的农牧交错带, 介于东部沿海平原和西部青藏高原之间, 大部分位于中间高程的黄土高原上。南方的农牧交错带, 分布于农田之上、高寒草甸之下的山体中部或低海拔的高地上。农牧交错带上的农田和牧地交错分布, 农牧交错带没有“ 屏障” 的结构, 就没有“ 屏障” 的功能。中国农牧交错带的功能在于能流、物流、人流的交流、耦合和融合; 在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统一; 在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区内经济、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牧草、农作物的因地、因时种植, 农、牧业的相互耦合, 茶马交易的互通有无, 农区流官和牧区土司的一地两制, 藏、羌、彝民族交融的通道等, 都是上述功能的体现。

甘青川滇的农牧交错带又称为藏羌彝民族走廊。目前分布在走廊上的藏、羌、蒙、回等民族, 都是从北或从西迁入的。分布在云南、川西南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怒族、傈傈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 都有祖先来自遥远北方的记忆。中国的农牧交错带上, 屹立着夏王朝的石峁城, 周秦汉唐的镐京、咸阳、长安, 赫连勃勃的统万城, 新中国的延安。农牧交错带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也是中国的龙兴之地。

新石器时代以来, 由西向东的青铜之路上, 游牧的夏与农耕的夷相融合, 形成了华夏文明。秦汉唐宋千余年, 由东向西的丝绸、瓷器之路上, 中国以四大发明和绚丽的丝绸反馈世界。300多年来,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剑, 泊来了新思想、新科技, 也以武力迫使东方的泱泱大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21世纪, “ 一带一路” 上, 中国人以智慧、科技和财富, 带着“ 全球一家”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信念, 将与全世界一起共同致富。为了实现“ 一带一路” 的幢景, 960万km2土地上的14亿中国人, 将有着怎样的担当?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反复发出“ 三问” 的深意。目前, 我们在农牧交错带及“ 胡焕庸线” 上所做的工作还不够深入、完善, 要满意地回答“ 总理三问” 还远矣、久矣。中国古人开创了农牧交错带,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解决农牧交错带上的问题。前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将激励指引我们继续勇往直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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