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侯扶江, 宁娇, 冯琦胜. 草原放牧系统的类型与生产力. 草业科学, 2016,33(3):353-367
Hou Fu-jiang, Ning Jiao, Feng Qi-sheng. The type and productivity of grassland grazing system. Pratacultural Science,2016,33(3): 35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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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放牧系统的类型与生产力
侯扶江1, 宁娇2, 冯琦胜1
1.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2.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侯扶江(1971-),男,河南扶沟人,教授,博导,博士,研究方向为草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E-mail:cyhoufj@lzu.edu.cn
收稿日期: 2016-02-18
基金: 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我国温带草原重点牧区草地资源退化状况与成因调查"(2012FY1119000);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D13B05);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13019)
摘要

根据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Comprehensive and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CSCS)划分了高寒,荒漠,半荒漠,亚热带森林灌丛,典型草原,草甸草原,温带森林灌丛,热带森林灌丛8个类型的放牧系统.放牧系统经历了原始游牧,粗放游牧,过度放牧和现代化放牧4个演替阶段,根据3个类型放牧系统生产力长期动态,我国主体仍为过度放牧系统,但开始向现代化放牧系统转变.我国放牧系统生产力平均18.04 APU·hm-2,总计63.50亿APU,每年可产肉295.9万t.我国放牧系统存在结构性超载,即整体超载,但是部分区域,部分季节存在放牧利用不足.目前,我国草原增产潜力为0.5~2倍,关键途径是实现草原放牧系统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草原; 放牧系统类型; 生产力; 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 畜产品单位; 过度放牧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629(2016)3-0353-15 doi: 10.11829/j.issn.1001-0629.2016-0035
The type and productivity of grassland grazing system
Hou Fu-jiang1, Ning Jiao2, Feng Qi-sheng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2.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ou Fu-jiang E-mail:cyhoufj@lzu.edu.c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CSCS), the grazing system is classified into eight categories as alpine steppe, desert, semi-desert, subtropical forest shrub, typical steppe, meadow steppe, temperate forest shrub and tropical forest shrub. The succession stages of grazing systems are original nomadism, extensive nomadism, overgrazing and modern grazing. According to long-term productivity dynamic of three grazing systems, China is still in the overgrazing stage, and converting to modern farming system. Averag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grazing system in China is 18.04 APU·ha-1, and the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is 6.35 billion APU. The national meat production is 2.959 million t·a-1. The grazing system was structurally overloaded in China, namely the overall overload.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potential increase in seasonal utilization in some region. At present,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grassland productivity potential is about 0.5 to 2 times in China, the key measure is the transform into the modern grazing systems in China.

Keyword: grassland; grazing system type; productivity; CSCS; animal product unit; overgrazing

草原(Rangeland)占地球陆地面积的50%以上[1], 其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占陆地的30%~35%, 养活了世界约1/3的人口, 是全球家畜生产的主体[2].草原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占国土总面积的41.7%, 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 食物安全和农牧区社会稳定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3].放牧是草原最重要的管理方式[1], 是草畜互作的主要调控手段, 是草原植物生产向动物生产转化的根本性措施, 也是草原生物生产转化为经济效益无可替代的过程.放牧系统由草原, 家畜, 人居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构成, 在生物因子, 非生物因子和社会因子的共同作用下, 趋同和趋异演化为各种类型的放牧系统, 形成了世界放牧系统的多样性[3].放牧系统的类型体现了各类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特征, 决定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模式.

当前, 放牧系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4个方面.1)草原生产力的形成机理与调控; 适度放牧促进牧草再生, 群落稳定[4, 5], 对动物生产的影响因家畜种类, 草原类型, 位点及季节等变化[6], 争论的焦点是轮牧和连续放牧两种制度下家畜生产力或经济效益有无差异[7]; 放牧/补饲, 放牧+肥育是较大空间尺度上农牧耦合提升草原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8].2)放牧系统的生态功能及其维持; 前沿和热点是土壤碳汇, 放牧家畜的温室气体排放, 生态系统服务等[9, 10]; 退化草原的生态恢复始终是重要方向, 这是世界性难题[11, 12].3)草原-人类耦合系统; 主要关注草原管理的遗产效应(Legacy Effect), 草原的历史文化和政策, 草原休闲旅游等[13, 14].4)在上述基础上, 放牧系统的适应性管理; 尤其是针对全球变化, 农业政策重大调整(如我国的"退牧还草", 草原生态奖补机制等)等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育, 农牧民增产增收和增碳减排的放牧策略[15, 16].

我国是放牧大国, 还不是强国, 草原类型虽丰富, 但生产水平较低, 且长期受过牧退化困扰[1], 很关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放牧系统的类型关注少, 认识浅, 而这却是草原可持续管理的基础.为此, 探讨放牧系统类型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生产应用潜力.

1 草原放牧系统的类型

草原通过草畜互作为放牧系统提供物质与能量, 草原类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草原生产方式, 包括家畜的种类, 放牧的组织, 家畜的生产力等.特定的生态区域存在特有的草原类型, 形成独特的放牧系统, 因此, 在草原类型的基础上划分放牧系统类型是较为简便和准确的途径.

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Comprehensive and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CSCS)是唯一定量划分草原类型的方法[17], 根据这个方法, 用作放牧的草原类型主要有高寒草原, 荒漠草原, 半荒漠草原, 典型草原, 草甸草原, 温带灌丛, 亚热带灌丛和热带灌丛.多以草本植物为主, 有的以灌木为主, 兼有乔木, 也有介于两者之间者.草原类型在放牧系统的要素中居基础地位, 且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 将其作为放牧系统分类依据, 这一体系才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 而且, 它规定了放牧系统所处的大气, 土地, 植被等特征, 是决定放牧管理方式的依据.根据CSCS, 结合主要家畜种类和放牧方法, 可将世界草原分为8个类型的放牧系统(图1), 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根据放牧管理的具体需要继续细分.

图1 我国和世界的放牧系统类型Fig.1 Grazing system type in China and the world

1.1 高寒放牧系统

也称冻原和高山放牧系统.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 海拔2 500 m以上的高山地带和苔原地带.主要家畜有牦牛, 藏绵羊, 藏山羊和其它高山细毛羊品种等(表1), 其中, 青藏高原约有1 200万头牦牛, 3 000万只绵羊和山羊, 西北内陆干旱区高山放牧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细毛羊生产基地.家畜多在冬, 夏两季牧场或冬, 夏, 春秋三季牧场季节性轮牧, 极少数有四季牧场[18].受自然环境限制, 家畜无补饲或补饲少, 繁殖率低, 畜群周转速率慢.近年来, 河谷地带, 冬季牧场的畜圈种植燕麦(Avena sativa), 黑麦(Secale cereale)等, 或通过河滩草甸刈割, 调制干草用于冬春补饲.亚欧和北美大陆北部为冻原放牧系统的主要分布区域, 多藓类, 地衣, 小灌木和低矮的多年生草类, 家畜主要是驯鹿等鹿科动物.这类系统在世界高大山系均有分布, 适于放牧牛, 马, 羊, 鹿, 阿尔卑斯山等局部地区可以割草.高寒草原经高山发育的河流与中下游的荒漠或绿洲发生联系, 共同组成家畜季节性流动的垂直放牧系统或放牧-肥育系统[19].

表1 放牧系统的类型与管理特点 Table 1 Type and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grazing system
1.2 荒漠放牧系统

荒漠是世界性的游牧区.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内陆干旱区, 年降水量低于150 mm, 大尺度代表性景观是山地-荒漠-绿洲.牧草以肉质, 多浆的灌木和藜科草本为主, 主要家畜是山羊和骆驼, 在绿洲边缘有绵羊和肉牛(表1), 是优良绒山羊放牧系统之一.2013年, 阿拉善盟山羊的存栏数是绵羊的2.3倍, 骆驼和牛存栏数分别是羊的7.1%和2.1%[20]; 昌吉回族自治州牛存栏50.6万头, 是羊的15.8%[21].家畜分三季或四季牧场实行季节轮牧, 属于水平的季节性轮牧系统.一些家畜冬季在荒漠放牧, 夏季在高山放牧, 形成了随气温和牧草供给的季节性变化沿海拔上下移动的垂直轮牧系统.绿洲向荒漠输入作物副产品或牧草用于家畜冬春补饲, 荒漠向绿洲输出架子畜是这类系统的特色.

荒漠放牧系统广布世界干旱地区, 包括中亚, 西亚, 非洲的撒哈拉地区, 澳大利亚中北部, 美国西南部和南美州西南部等.热荒漠灌丛放牧系统主要位于撒哈拉沙漠, 阿拉伯荒漠, 塔尔荒漠, 美国西南部, 墨西哥荒漠, 秘鲁-智利荒漠以及澳大利亚荒漠等, 年降水量250 mm以下, 蒸发量超过2 000 mm.冷荒漠灌丛放牧系统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和亚洲的温带地区, 无霜期较短, 冬季严寒, 夏季酷热.

1.3 半荒漠放牧系统

我国主要位于荒漠与典型草原之间, 年降水量少于300 mm, 产草量不足1 t· hm-2, 随降水变率大.家畜主要是绵羊, 山羊, 东部有肉牛, 西部山羊较多(表1), 是我国重要的绒山羊生产基地.2013年乌兰察布市牛存栏量37.90万头, 仅为羊的9.0%[22].牧场全年连续放牧, 或冷暖两季轮牧, 也有三季牧场, 属于水平的季节性轮牧系统.河滩, 丘间地可刈割, 收储干草; 由于临近沿黄灌区和农牧交错带, 秋季可通过出栏或输入牧草实现草原-家畜供需平衡.

欧亚大草原, 北美普列里和非洲萨王纳的周边普遍分布这类放牧系统.牧草低矮, 稀疏, 种类组成简单, 常有小半灌木或肉质植物, 放牧常常与火结合控制牧场植被组成[23].

1.4 亚热带森林灌丛放牧系统

我国主要分布于秦岭-淮河和武夷山-南岭之间.灌丛和草丛分别占该区域草原总面积的39.2%和31.6%[24], 主要分布于海拔1 000 m以上山地, 习惯称为"草山草坡".由于经济发展快, 农村劳动力转移后耕地撂荒较多, 迅速演替为次生草地[25].产草量超过3 t· hm-2, 家畜主要采食木本嫩枝条和草本, 常年连续放牧.主要家畜是山羊, 是重要的肉用山羊育种与生产基地; 地形平缓区域有肉牛, 水牛和绵羊.种植业与放牧结合紧密.因为放牧地较为破碎, 分散, 限制了畜群规模.国家长期引导发展栽培草地, 成为放牧系统重要的补充, 局部甚至成为放牧地的主体.

东南亚和南亚, 南北美洲, 澳大利亚, 非洲分布广泛(图1).水热条件适宜, 牧草利用不及时容易变粗老, 适合建设集约化的放牧系统, 是世界重要的牛肉和羊肉产区.

1.5 典型草原放牧系统

我国主要分布于北方温度降水量250~450 mm的区域, 以绵羊和肉牛放牧为主, 东部有奶牛, 西部有山羊, 是传统牧区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类放牧系统.地势平缓, 畜群在小范围内游牧, 为水平的轮牧系统.有刈草过冬的传统, 形成了季节性轮牧与刈草相结合的放牧地轮换模式.也从邻近的农牧交错带输入作物秸秆和副产品, 或开垦草原种植燕麦等牧草, 用作冬春补饲.

欧亚大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典型草原放牧系统, 家畜有马, 驴, 绵羊, 山羊, 牛等.世界上类似的放牧系统还包括:北美大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禾草草地(普列里)放牧系统, 也是经营现代化, 生产效率最高的放牧系统之一; 南美大草原(潘帕斯)放牧系统, 普遍划区轮牧, 草原一半以上已经开垦种植经济作物或栽培牧草, 部分草原改良, 草田轮作, 是世界重要的牛, 羊生产基地; 非洲(维尔德)草原放牧系统, 降水量380~760 mm, 是世界休闲, 观光, 狩猎等与放牧结合的典范.

1.6 草甸草原放牧系统

处于草原向森林的过渡地带, 我国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高原东部, 松嫩平原, 约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11.3%, 年均降水量高于400 mm, 地上径流量大, 产草量可达2~3 t· hm-2.主要放牧绵羊, 肉牛和奶牛.地形平坦, 混合畜群在小范围内迁徙, 为水平的季节性轮牧系统.有刈草过冬的传统, 部分草原开垦种草以补饲.由于水分好, 土壤肥沃, 草原开垦严重, 作物-家畜综合生产系统发育较好[26].

世界主要分布于北美高草普列里与森林带, 南美洲, 欧亚大草原与森林带的过渡地带(图1), 是重要的奶牛生产基地.

1.7 温带森林灌丛放牧系统

我国温带森林带历史上被大规模砍伐, 开垦成耕地, 周围残存的林地, 其林下或林缘的牧草用于肉牛或绵羊放牧, 林中也放牧梅花鹿, 马鹿, 驯鹿等鹿类.家畜归牧后, 排泄物作厩肥, 施用于作物地; 作物副产品或作物地种植牧草补饲家畜, 作物茬地也放牧; 是作物生产与家畜生产作用最强烈的一类放牧系统.乔木, 作物和家畜互作形成农林牧综合生产系统, 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作物和家畜, 较少来自林木.

欧亚大陆北部, 北美北部, 欧洲北部, 澳洲和非洲南部分布广泛, 森林大面积开垦后形成了世界著名的栽培草地-家畜(肉牛, 奶牛, 绵羊)综合系统, 以新西兰和英国最为著名.

1.8 热带森林灌丛放牧系统

我国主要分布于台湾, 海南, 云南南部, 以放牧山羊和水牛为主, 兼有放牧坡鹿, 水鹿等热带灌丛特有的鹿类,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绵羊的放牧系统.2013年, 海南省黑山羊存栏68.3万只, 牛存栏84.3万头[27].系统中多有池塘, 提供家畜饮水, 并作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循环"枢纽", 景观显著区别于其它放牧系统, 形成作物-家畜/基塘综合系统[26].

国外包括萨王纳(热带稀树灌丛草原)放牧系统和卡帕拉(Chaprral)放牧系统.萨王纳主要分布于南美洲(喜拉多, Cerrado; 里亚诺, Llanos), 东非, 澳大利亚, 印度和东南亚, 年降水量500~1 500 mm, 旱季和雨季交替.卡帕拉为地中海型气候地区的常绿硬叶灌丛, 年降水量200~700 mm, 有明显的旱季, 春秋季放收.放牧地保留一定树木, 为家畜遮阴.

2 我国放牧系统的发展

根据草原放牧对人类-草原关系的影响和草原放牧方法的发展, 放牧管理的历史可以分为4个明显阶段[3].它体现了放牧系统演替的时间序列, 以时间替代空间,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放牧系统类型的空间分布, 本质上是以演替阶段划分放牧系统类型的一种方法.

原始(自发)的游牧.旧石器时代, "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是人类最初的生产方式之一[3], 典型特征是草原-畜群-人群的食物链, 它是生态系统食物网的有机组成.虽然人类有意识地蓄养, 驯化动物, 但由于资源意识刚刚萌芽, 草原尚未有利用的痕迹, 人, 草, 畜和谐共存.这类系统目前残存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在发达国家则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观光.

粗放(自觉)的游牧.进入新石器时代, 人类通过长期的游牧实践, 对放牧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 由被动地追逐水草转为主动地控制家畜, 在草原上有组织地放牧.人类由草原食物网的组分逐渐成为控制者, 由于放牧对于草原的压力远低于载畜量, 人, 草, 畜的关系相对和谐, 形成了人居, 草原, 家畜共生的放牧单元, 及其配套的季节性轮牧制度[28], 它是放牧单元稳定存在上千年的基础.然而, 传统农耕文化开始渗入草原, 并逐渐蔓延[29].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普遍养羊[30].《诗经》有十三篇提到羊, 《小雅· 无羊》 "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犉", 那时畜群已有相当规模.这种放牧系统广泛分布于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牧区, 在我国持续数千年.

过度(无序)的放牧.工业革命以来, 人口压力之下, 由于管理失误, 草原放牧进入无序状态, 各国先后经历了草原过牧退化阶段.美国推进西部开发, 引起"黑风暴"等生态灾难, 1934年通过了泰勒放牧法案(Taylor Grazing Act), 才扭转了草原生产力持续下降的颓势.20世纪末, 我国草原退化面积超过90%, 重度退化占1/3以上, 国家在草原牧区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 对于遏制草原退化的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相伴, 草原过度开垦, 开矿等破坏活动频繁, 种植, 灌溉等技术在草原牧区迅速推广, 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草原破坏[31].此类放牧系统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 这也是这些国家草原退化较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的原因.

现代化(合理)放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放牧畜牧业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这是目前放牧系统演替的高级阶段.它与社会全面工业化相伴而行, 工业文明迅速向草原渗透, 加之持续增加的农耕文明的压力, 可持续的放牧系统对于科学周密的管理机制具有紧迫的需求.欧洲, 澳洲和北美相继提出了草原合理放牧的新理论, 新技术, 新方法, 建立和完善了草原管理的机构与机制, 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法律文件, 依法管理草原成为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我国颁布实施《草原法》标志着草原放牧开始现代化转型, 在草原保护, 退化草原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然而, 由于放牧管理研究尚不足以支撑草原管理的需求, 造成了遍地围栏, 草原分割到户等新问题, 与放牧现代化转型以维持和强化放牧单元为基础背道而驰.这类放牧系统广泛分布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

根据我国3个类型放牧系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生产力动态(图2), 目前仍为过度放牧系统, 但开始向现代化放牧系统转变.1950-1960年, 草原承载量越过"红线", 进入过度放牧阶段; 1960-1970年, 草原承载量越过拐点, 增幅放缓或开始下降; 目前, 草原承载量仍未回落到合理利用(载畜量)的范围.陕甘宁交汇处的典型草原放牧系统, 1957年左右草原承载量越过0.76羊单位· hm-2的红线, 进入过度放牧阶段, 此前草原承载量年增幅0.056羊单位· hm-2, 此后降为0.004羊单位· hm-2, 增速明显放缓(P< 0.01).祁连山北坡高寒草原放牧系统, 1970年草原越入0.59羊单位· hm-2红线, 进入过度放牧阶段, 1975年前草原承载量以0.024羊单位· 年-1增长, 此后以0.002羊单位· 年-1下降, 目前已基本回落到合理承载力范围内.内北内陆荒漠区的荒漠放牧系统, 家畜承载力1955年以后超过0.12羊单位· hm-2的载畜量, 1965年以前草原承载量平均以每年0.01羊单位· hm-2的幅度增加, 此后以0.001羊单位· hm-2的平均年速度递减."拐点"是放牧系统土(环境)-草-畜-人(社会, 经济, 政策)相互博弈, 相互妥协, 自我均衡的结果, 体现了社会经济管理因子的感性, 因此, 过牧到拐点的持续时间一般较短.放牧系统生产力日趋合理, 与国家实施一系列重大草原生态工程有关; 农牧交错带典型草原放牧系统生产力仍居高位下, 与大面积退耕种草有关, 反映出农牧耦合巨大的生产潜力[32].

图2 我国放牧家畜生产力动态Fig.2 Productivity dynamic of grazing livestock in China

放牧水平是国力或地区实力的综合表现, 所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基本决定了放牧系统的演替阶段.虽然放牧系统的演替阶段可以作为划分放牧系统类型的依据, 它较好地体现了放牧系统的发生学关系, 但是在地理分布上较为破碎, 不利于制订和实施行政区或统一的放牧相关的政策, 法规.

3 放牧系统的生产力特征

根据放牧试验或产草量测算(表2), 亚热带森林灌丛放牧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最高.高寒放牧系统中, 高寒草甸的生产力高于高寒草原(图3).目前, 以CSCS草原类为基础的放牧系统分类是大区域尺度, 需要在牧场等中小尺度细化以用于生产实践.

表2 我国部分放牧系统的适宜放牧率[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Table 2 Suitable grazing rate of some grazing system in China[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图3 我国草原生产力的空间分布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我国草原放牧系统家畜生产能力平均18.04APU· hm-2, 总计63.50亿APU, 约2.82亿羊单位, 占世界的7.3%(表3).牧区家畜平均出栏率为65.8%, 平均屠宰率为52.0%[41], 据此计算, 单纯依靠草原放牧系统, 全国每年可产肉295.9万t, 占肉类总产量的3.5%, 占国家牛羊肉总产量的27.4%.

表3 我国和世界放牧系统的生产潜力 Table 3 The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grazing system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根据我国草原监测报告[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全国重点草原超载率于2008年达到最高, 半牧区超载率总体上高于牧区(图4); 而2005-2014年, 全国草原载畜能力2009年最低, 约2.31亿羊单位; 2013年最高, 约2.56亿羊单位.它低于适宜放牧率下2.82亿羊单位, 有可能因为我国草原结构性超载(Structural Overgrazing), 整体上超载过牧, 由放牧系统设计和管理不合理造成, 包括放牧率不合理的时空格局, 即草畜系统相悖[1], 与此同时, 部分区域, 部分季节存在放牧利用不足, 草原资源浪费.改进放牧管理, 草原不仅不会退化, 而且家畜生产力可持续, 甚至有所提高[51].据测算, 我国草原放牧系统如果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增产潜力为0.5~2倍, 即年增产牛羊肉218.4万~873.4万t[18].

图4 我国草原超载动态Fig.4 The important grassland overgrazing dynamic in China

提高放牧家畜生产力的途径是为了实现我国草原放牧管理的现代化转型[3]:一是改良畜种, 培育繁殖率高的放牧型牛羊品种; 二是改进放牧管理方法, 建立系统的牧场管理体系, 包括放牧与补饲相结合等农牧耦合的技术体系; 三是保障体系建设, 包括技术培训, 草畜市场等.在相同放牧制度下, 放牧家畜的生产力存在品种间差异; 同一家畜品种的生产力也会因放牧方法而不同(表4), 我国尤其需要重新加强放牧家畜的育种.

表4 我国放牧家畜的生产特性[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Table 4 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grazed livestock in China[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4 讨论
4.1 放牧系统类型的定量划分

放牧系统的划分应以定量为主, 定性为辅, 定量是放牧系统分类及应用的基础, 是其归于现代科学体系的标志[65].它既可以用数值规定各个类型分化的边界, 又能精细地刻画它们的时空序列, 即其发生学联系.在简单易行的情况下, 定性划分是对定量分类补充或替代, 譬如, 连续放牧系统和划区轮牧系统可用畜群与放牧小区的数量比或一个放牧季内放牧小区的使用频率而定量区分, 实践中因两者的差别一目了然而无此必要.以CSCS为基础的放牧系统类型划分符合上述原则, 而且因为CSCS已经广泛应用而容易地融入到草原放牧管理的实践中.然而, 仅仅根据草原类组划分放牧系统类型虽然满足大时空尺度的草原家畜生产力评估, 却不足以用在牧场尺度的放牧管理.完善放牧系统分类体系, 是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4.2 放牧系统生产力的制约因素

放牧系统类型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是农牧区生产和生活传统的智慧结晶, 因此放牧系统类型总是与特定的人居(文化, 经济与社会结构, 生产与生活传统等)相伴而生[66].它们与放牧系统的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是亟需研究的重要方面, 这将促进人居-草原-畜群的放牧单元的形成和优化, 有助于理解和加速我国草原放牧现代化转型, 建立草原可持续放牧系统.

不同的放牧系统类型可以有相同的放牧方法, 相同的放牧系统类型也可以有不同的放牧方法, 目标是提高放牧系统的生态生产力[67], 但是放牧方法与放牧系统类型的关系却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方面.一般, 大尺度上, 气候决定了草原第一性生产力, 后者又决定了放牧系统生产力[68].然而, 考虑放牧管理的作用, 位点优势明显, 水热匹配均衡的放牧系统便于开展农牧系统耦合, 因而生产力更高, 我国北方草甸草原虽然牧草产量高, 但是载畜量和放牧的经济效率却是典型草原较高.重要原因之一, 典型草原临近传统农区, 始终处于牧区生产系统变革的核心, 历史以来已经具备了解决过度放牧, 放牧/刈割, 补播+施肥等草原利用与管理问题的机制, 技术, 放牧系统也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耦合特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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